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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t无需实名买卖(www.caibao.it):贺平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日本变了吗?

来源:宜春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1-03-05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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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荷]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任颂华译,中信出书整体2020年10月出书,736页,118.00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外经贸摩擦日益高涨,进而引发猛烈的政治摩擦、社会摩擦甚至文化摩擦,不少西方人士对日本大加挞伐。1989年8月7日,在美国《商业周刊》出书的“反思日本”特集中,卡瑞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等四人被正式冠以“对日修正主义四人帮”的名号。四人中,约翰逊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学者,其余三人在职业生涯后期虽纷纷步入学界、登临讲坛,但彼时却身份各异,范·沃尔夫伦是荷兰《新鹿特丹商报》的驻日记者,法洛斯历久为《大西洋月刊》等刊供稿,普雷斯托维茨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商务部的照料。主流学界对于约翰逊之外的三人虽偶有提及,但大多接纳井河不犯、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范·沃尔夫伦于1989年所著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一书却成为各界瞩目的话题之作,风光一时无二。该书出书之后,《外交事务》《国际事务》《国家利益》《历史学家》《威尔逊季刊》等诸多西欧期刊均在第一时间刊登了书评,日本海内的评介更是不能胜数。维基百科甚至单列有该书的词条,亦可见一斑。三十年后的今天,该书的中译本也终于姗姗来迟,出现在中国读者眼前。

“待解的密码”与“天子的新装”

在中译版前言中,范·沃尔夫伦开宗明义,透露从一最先就希望将此书写成一部“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涯的百科全书”。吊诡的是,在三十年前的日译版序言中,他也曾白纸黑字地强调,自己想写的仅仅是剖析“日本权力行使方式之书”,绝非“政治社会百科全书”,读者之所以有后者的错觉,大概是由于书中的考察记述太过仔细周全。显然,时过境迁,作者也不再抗拒这一借喻,反而欣然接受。无论从篇幅照样从内容而言,该书确实颇让人有百科全书之感。英文原著靠近六百页,中译本逾七百页,而日译本甚至不得不分拆成上下两册,合计跨越八百页。全书对于日本权力组织的剖析巨细靡遗、极尽铺陈,涉及政府、政党、国会、财界、司法、教育、工农、中产阶级甚至黑帮、媒体、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近乎一应俱全,亦不乏洞见。

该书的英文版于1989年4月上市。甫一面世,就在日本海内遭受诸多指斥和质疑。为此,在1990年9月出书的日译版中,近十页的日译版序言犹如一份辩护词。鉴于这一序言并未被纳入中译本,其中的不少自我分说颇值得转述。范·沃尔夫伦以为,其作品饱受批判的缘故原由无非有三。其一,天下上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愿意被置于剖解台上,日本尤甚。其二,日本手握大权的权要尽力否认他们行使权力的事实及其在日本的主要性,因此作者的无情展现恐使其原形毕露。其三,在一样平常生涯中,通俗日本人对于与权力行使相关的“表象”(建前)与“实质”(本音)已混为一谈、真假莫分,而他无非是聚焦“实质”、道出本源而已。范·沃尔夫伦强调,在对政治事务举行有意义的讨论时,制止做出价值判断“不过是一种理想”,小我私家对特定问题的关注未必就是“私见”(第36页)。在他看来,主观的“批判”与客观的“剖析”截然差别,自己的本意实为后者,之所以遭受种种非议,盖因被误解为前者且被贴上了“反日”的标签,同时也由于他将日本的诸多“非正式联系”大曝于天下,难免遭到有权者的记恨。

由是观之,范·沃尔夫伦似乎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一声“铁屋中的呐喊”。他反复强调,日本社会缺乏普遍价值,特别是战后日本缺乏头脑,即便是严肃的日本谈论家在面临日本文化意识形态时也“很难保持头脑上的警惕性”(第401页)。在他看来,个体日本知识分子或许与他不乏同感,但大部门日本知识精英都浸淫在“系统”中甚久,丧失了对问题的敏感和对改造的动力,更遑论通俗民众。因此,不得不由他作为一个外来人,为日本社会揭穿众人心知肚明却置若罔闻的“天子的新装”。在这个意义上,范·沃尔夫伦或许自认是一个“知日派”(Japanologist),但并不想做一个“拥日派”(Japanapologist)。

“系统”事实为何物?

中译本与日译本的题目相仿,在“权力”之前都添加了英文原版所没有的“结构”一词,点出了全书的要旨。英文题目中的Enigma一词既有谜团之意,也可指代密码。作者自赋的使命显然在于解开这一密码,将其秘密公布于众。

为此,范·沃尔夫伦缔造了一个颇为模糊的看法——“系统”(the System),并强调其与政府有所差别。至于“系统”事实为何物,在这一皇皇巨著中,谜底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从未有所明指。在日译本序言中,范·沃尔夫伦倒是寥寥数语道出了全书的精义。他指出,日本权力结构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即权力拥有者内部种种整体之间存在着种种“非正式联系”与“非正式买卖”。权要、经济整体和企业整体的经营者构成了权力拥有者的主要组成部门(日译本序言第24页)。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在基本上是失控的”,整个“系统”“没有舵手”(第602页)。

进而言之,本书最焦点的看法在于以下三个方面。若是将“系统”视为一个机械,三者划分指向“系统”的事情状态、焦点部件与运转动力。

首先,范·沃尔夫伦一再重申,日本“基本没有一个壮大的政治中央”,没有谁具有普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日本的权力“涣散在若干半自力、半相互依赖的实体当中”,但缺乏一个有权对其他实体发号施令的实体,各个整体“不受管制”,缺乏权力中枢(第64-65页)。这是原著副题目中Stateless一词的本意,但无论是日译本照样中译本都省略了这一副题目(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题目,英文原著在书的正文中似乎今后再没有泛起过这一单词)。

其次,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管理者”才是掌权者和“统治阶级”。权要的作用和影响力远大于政治家。作者以为,是权要而非自民党对日本海内各个政策领域的讨论实行了监视,而这些讨论的大部门又源于外部环境对日本施加的压力。不仅如此,权要还取代议员制定政策、提出执法议案(第49页)。从十九世纪末最先,“特定的权要权力和政治权力整合”,最终形成了这个“系统”(第512页)。与之相类似,企业和企业协会也是系统的“牢靠焦点”和“整合在政体中的基本不能缺少的器官”(第549页)。

为了突出这一发现,作者提出了不少惊人之论。例如,在他眼中,执政的自民党“并不是真正的政党,实际上它也不举行统治”(第39页)。这是由于,自民党缺乏“下层党组织”,既无“规范向导更替的普遍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在西方所能接受的看法中,它基本不能被称为一个政党”(第45页)。

再次,日本的经济历程周全受控于政治权力,在利益至上的理念下,日本政治结构内的经济意识形态是高度政治化的,且从战前到战后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本书的对立面,“日本株式会社”(Japan Inc.)之说虽然失去了高度集权、科层明白的形象,但在生长导向、唯利是图的特征上却无转变。范·沃尔夫伦强调,企业的壮大影响力和不加约束的产业扩张,“才是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要素”(第549页)。因此,解释上看,对于那时已处于白热化状态的日本对外商业摩擦,作者在书中只是旁敲侧击地零星提及,但事实上其对“系统”的剖析、对日本政商关系的阐释却直指这一摩擦的肇因。范·沃尔夫伦指出,“日本的系统一直推行结构性的商业保护主义,这就为日本制造商和银行屏障了竞争,而系统中的公司却是靠着这种竞争打败了西方公司”。这个因素“似乎确证了日本和天下商业之间的不平衡会永远存在”(第592页)。

或许是为了吸引读者从头至尾读完这部数百页的大作,范·沃尔夫伦并不设计将日本权力结构的谜底一下子揭开。因此,只管我们能够依稀鉴别出上述的主要论断,但全书的焦点看法却闪灼其中,部门地方甚至有前后矛盾和循环论证之感。例如,作者既强调日本缺乏权力中央,又宣称“日本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统治阶级”,这一统治阶级的生计依赖于系统的生计,“它的最高的统一目的就是为系统服务”(第165页)。一方面,“整个系统以及它所包罗的一切,是格外政治化的”,“日本生涯中这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披上了‘文化’的伪装”(第462页)。另一方面,日本似乎又与别国并无差别,由于作者强调,日本的政治实践的焦点在于“强权即真理”,权力不受看法和头脑气力的制约(第360-361页)。又如,作者以为,“权要威权主义”的标签最能贴切地形貌日本的政治实体,但为了与焦点看法保持一致,又紧接着提出,这种专制和权威的气力“似乎来自所有地方,也似乎一直来自社会自己”(第402页)。当“系统”成为一个无所不在但又无影无形的存在时,这种矛盾和悖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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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异质论”的岑岭之作

若是说前述“对日修正主义四人帮”尚带有强烈的情绪好恶,那么“日本异质论”的称呼则相对中性,只管两者的原点和归宿均在于日本的差异性、特殊性甚至唯一性。

在该书中也不难看出“日本异质论者”之间的相互欣赏和隔空互动。范·沃尔夫伦不仅多次引用约翰逊的作品,在致谢中一再表达感谢之情,而且还援引了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透露的内部消息,后者彼时仍作为美国政府官员介入对日商业谈判。事实上,范·沃尔夫伦对于日本政商关系和权要体制的剖析,在事例和履历上虽不乏小我私家特色,但在学理上则基本未超出约翰逊的既有论述,在其字里行间能够清晰地鉴别出《通产省与日本的事业》等专著以及“资本主义生长型国家”理论的影子。无独占偶,1995年,查莫斯·约翰逊将其之前的部门论文集结成册,冠以《谁统治日本?》(Japan: Who Governs?)之名。两个题目可谓异曲同工。

“对日修正主义”和“日本异质论”往往又与另一个看法——“日本人论”纠缠在一起。用著名日本人类学家威廉·凯利(William W. Kelly)的话来说,詹姆斯·法洛斯与石原慎太郎并无本质差别,由于“日本人论”虽然往往以某种“西方主义”的面目出现,但本质照样“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都兼具“焦虑与狂妄”。但在本书中,范·沃尔夫伦似乎对“日本人论”颇不以为然。他指出,那些打着“日本人论”标签的种种理论都在重复同一个主题——“日本与西方在思维和行为上的差别”(第390页)。“日本人论大量渗入外国作者的论断当中,这也很让人惊讶”(第392页)。从其行文来看,似乎只有赞赏日本独特征的作品才气被归于“日本人论”,自己既道差别不相为谋,也无意跻身这些“外国作者”之列。问题在于,既然是“权力结构之谜”,其秘而不宣之道必有与众差别的奇妙。作者强调,只管表面上看,日本的制度和习惯在其他国家都能找出相似的对应物,但“程度上的差异以及差别要素组合差异,累积起来就成了本质上的差别”(第23页)。于是,日本的“异乎寻常”之处好像成为莫比乌斯环的搭袢,将“礼赞日本”与“指摘日本”无缝地对接起来。

日本特有的出书机制和阅读文化是“日本人论”郁勃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在“日本人论”的讨论中,严肃学术著作与通俗盛行读本并存,学科的界线相对模糊,门槛也非高不能攀。为此,涉足和置哙这一争论的作者群体异常庞大和多元。不少作者并非严酷意义上的学者,其著书立说主要基于自身的“日本履历”与“日本认知”,因此也被称为“民众社会学家”或“民众人类学家”。这一标签用在范·沃尔夫伦等人身上也颇为合适。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的长篇累牍和枝蔓芜杂,恰恰从一个侧面集中体现了“日本异质论者”的优势和甜头。他们大多拥有在日本历久生涯事情的履历,相比象牙塔中的一样平常学者,积累了更多的现场考察、亲身体验甚至内情秘闻。对于一个注重“人脉”的社会而言,这些特质是深入肌理、一探事实所不能或缺的条件。因此,“日本异质论者”的看法始终不乏听众,也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声音。日本历史学家安德鲁·巴沙(Andrew E. Barshay)则把该书归入“历史新闻学作品”,亦非贬低之词。作为一部优异的新闻作品,该书充满了历史的细节和基于小我私家见闻的思索与辨析,确实颇具民族志的味道。这方面,范·沃尔夫伦既不缺乏罗伯特·吉兰(Robert Guillain)、理查德·哈罗兰(Richard Halloran)等先辈,也有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等精彩的后来者。

日本变了吗?——跨越平成后的“重返现场”

在内阁官房主座小渊惠三亮出“平成”年号三个月后,《日本权力结构之谜》的英文原著一夜成名,在平成落下帷幕之际,该书的中译本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两者之间正好隔了平成三十年。无论是对于出书社和接手翻译的译者而言,照样对于所费不菲的通俗读者来说,或许所有人都市有一个疑问:三十年后重读该书的意义何在?

在原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想为自己的断言留下一条退路。他指出,全书试图证实的是,“系统的特征最终是由政治关系决议的”,而“只要是政治的器械,从长远来看就不是不能逆转的”,因此,一言以蔽之,“系统”能够改变(第632页)。只管如此,作者再一次欲抑先扬,一方面示意“无意贬低日本人民取得的令人佩服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必须得出结论说:日本的总体远景异常昏暗,充满危险”(第600页)。该书上市热销伊始,日本的经济泡沫应声破碎,走入了“失去二十年”的泥潭。其间泛起的种种乱象,似乎使范·沃尔夫伦的论断获得颇多印证。此次中译本增加了第十七章“写给2020年中文本读者”,在近二十页的篇幅中,范·沃尔夫伦简要回首了平成三十年的历程,但并不认可自己当初有何判断误差或认知失误。在他看来,今天的日本与三十年前“异常相似”、“没有改变基本原则”(中译版前言第3页)。

用后三十年的事例去印证该书的论断,似乎既不公正,也有“时空错置”之嫌。例如,1987年旅美的利根川进刚刚成为首位日本籍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作者以此为例,指斥日本学术系统僵化、缺乏缔造性思维。谁曾想,在之后的三十年中,又有十七位日本学者接连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日本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似乎并未发生本质的转变。原本,三十年后预言是否应验或许已非作者所虑,但现在随着中译本的问世,这一验证自然而然又摆在中国读者眼前。这或许也是我们判断这一巨著存世价值的一个主要指标。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注重“重返现场”。由于译介的时滞,中国读者得以通过阅读体验和对比思索,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这种“时空穿越”,用当下和第三方的视角去回眸、用今天的现状去回问文本成立时的状态。对于日本研究的作品而言,这本不算一个伟大的挑战。盖因战后日本社会寒暑易节相对稳固,使不少三五十年前的形貌读起来犹如近闻,傅高义的《新中产阶级》、西奥多·C. 贝斯特的《邻里东京》等均是明证。反过来,这种“回眸”或“回问”使那些强调伟大变化的寓言式作品面临着相当的风险。

除了查莫斯·约翰逊,“日本异质论者”或“对日修正主义者”只管缔造了无数夺人眼球也脍炙人口的“关键词”,但通常无意提出系统的剖析框架或理论阐释,范·沃尔夫伦的该书可视为其中难过的反例。但正如大部门谈论所言,范氏的论断只管鲜明有力,但难免以简释繁、言过其实。一方面,作者所言虽然并非信口开河,中译本的注解就跨越四十页。作为一名身世荷兰的新闻记者,与其他几位“日本异质论”的代表相比,似乎也少了一些亲身利益的牵连,更具中立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曾在1990年秋季号的《外交事务》上揭晓一篇题为《回首日本问题》的檄文,不只对本书有着高度凝练的归纳综合,而且对日美商业摩擦显示得“比美国人更美国人”)。在不少议题上,作者一再将日本与欧洲等国对照,也使相关的论证显得更为执中。但同时,“好为惊人之语”仍是该书的双刃剑,部门过于偏激的断语虽然制止了老生常谈,但终难服众。全文的焦点看法自不必再赘述,文末所谓“破除东京大学”等“药方”亦可见一斑。这些“病理诊断”和“速效药方”只管令人印象深刻,但难免有“言所不用其极”之感。同样,在新添置的一章中,强调日本“忽略华盛顿”的政策“险些可以一定乐成”、日俄可以迅疾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等判断,很难不让人嫌疑其悬壶济世、问诊切脉的能力。

在1990年的一篇长篇书评中,添谷芳秀曾指斥道,《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恰恰与试图展现的“相对主义”南辕北辙,正是由于过于强调“西方”的正常、正统和正典,才一味看到日本的异常、异质和异端。因此,在行文中难免结论先行、六经注我。作甚正、作甚异?相比三十年前的西欧读者和日本读者,今天的中国读者或许会有新的疑问和新的认知。日本权力的“奇妙”真的是其独占的吗?若是日本没有变,那是美国和天下变了吗?否则为何同样的日本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为何日美关系不再那般剑拔弩张?

一点关于翻译的余论

译者在“译者后记”中坦言,日文专有名词的转译是面临的最大挑战。全书的翻译颇为简练晓畅,考虑到其鸿篇巨制更属不易,但若干细节仍不乏推敲的空间。一些日文特有的表述宜接纳中文中已大致约定俗成的用法。以下的一些例子,括号中的翻译或许更为妥帖。首先是机构、职位的翻译,例如自民党的“主席”(党首)、内阁秘书长(内阁官房副主座)、宰衡办公室总做事(总理府总务主座)、自民党执行委员会主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省秘书长(大臣官房长)、教育部(文部省)、通产省的副相(审议官)、做事(课长)和总做事(局长)、自卫厅总做事(防卫厅主座)、国会部门主席(政调会部会长)、国会委员会执行委员(国会委员会理事)、文部省文化事业总做事(文部省文化厅主座)、法院“主任”(所长)、日本基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索非亚大学(上智大学)、整日农协同盟(天下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京都大学等政府学校(国立大学)等。

其次是特定看法和表述的翻译,例如 “排日风潮”(Japan-bashing,敲打日本)、商业社(综合商社)、商业同盟执法(工会法)、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韩国住民(在日朝鲜人)、韩裔社区成员(在日朝鲜韩国人)、利益整体和黑帮的“老板”(“老大”)、“诸侯”(作为家臣的台甫)、年资制度(年功序列制)、里根与中曾根康弘之间的“荣康关系”(“罗康关系”)等。

对于部门表述,或可移用日文汉字,而不必翻译,如国家本质(国体)、“收入翻倍设计”(“收入倍增设计”)、“未解决的战后事务”(战后政治总决算)、武士敕论(武士敕谕)、天命义务(神务)、君主门路(皇道)、道德方式(德道)、和辻哲郎的名著《天气与文化》(《风土》)、东京大学执法系(法学部)等。反之,个体表述则宜只管清扫日文汉字的影响,例如公正取引委员会(公正买卖委员会)、石炭统制会(煤炭统制会)、《输收支品等暂且措施法》(《进出口商品等暂且措施法》)等。

此外,“众多殉道者,他们为了捍卫‘道’而献出了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民不能使知之,而应使其赖于政府之权威”(“民可使由之,不能使知之”)等涉及中文文籍以及日文著名文献的翻译,或可回溯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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